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悉尼大学中国留学生四百人挂科申诉之路

日前,悉尼大学商学院400多名中国留学生挂科(不及格),占挂科人数的绝大多数,中国留学生如此不济?这事引起了人们对海外教育与留学生状况的。

日前,悉尼大学商学院400多名中国留学生挂科(不及格),占挂科人数的绝大多数,中国留学生如此不济?这事引起了人们对海外教育与留学生状况的。

如此大规模的学生群体挂科,是中国留学生素质不够硬?是试题有歧义?还是学院有意为难?学校与学生各有说法。

对于院方提到的中国留学生英语水平不足和缺乏批判性思维,中国留学生并不认同,“我们学校有着全球最高等级的雅思成绩要求,这说明我们的英文能力并不是不好。”“中国文化的批判性思维比你们(澳大利亚)早几千年。”

因为挂科,不少留学生找工作、移民等受到影响,他们不少人已开始重修课程,另外也在等待院方的答复。

“BUSS5000和BUSS6000是基础课程。”留学生们感到意外,基础课程为何这么多人挂科。留学生认为一方面在于首次实行double pass的考试评分规则(总分和期末考试成绩都要合格),另一方面是评分和教学理念有很大的矛盾和冲突。

据了解,此次一年级《商业的批判性思维》(BUSS5000)挂科309人(申诉发起人称,该人数为签署联名信人数);而校方公布的二年级《商业成功学》(BUSS6000)挂科人数42人,挂科率10.6%。

本报记者拿到的数据显示,《商业成功学》期末考试挂科率(final exam fail)为10.1%,与前7个学期相比,这个比例较低,但最终挂科率10.6%却是8个学期中最高的,挂科人数42人,超过前7个学期挂科人数总和的39人。

“这两门课是我们商科硕士最简单的课。”《商业成功学》挂科学生申诉团发起人然息(化名)对于400多名学生在这两门简单的课程上栽了跟头感到意外。挂科的绝大多数为中国学生,一年级的Ben Zhang解释,因为选这门课本来就是中国学生居多,挂科的人自然也是中国学生居多。

“考试的题目都是些主观题。从历来大家的感觉来说,它(考试)简单。它是开放性的题目,比如问你一个问题,只要用老师教的知识开放性地回答,只要言之有理、言之有物都是可以通过的。它打分比较松,但是松恰恰比较主观一些。从通过率和挂科率来看,基本上不太会有人挂科。申诉团还认为,这学期BUSS6000出的题目有歧义。”

多名留学生同时提到,此次挂科的另一原因是院方实施了double pass(“双重通过”)的评分规则。

“其实学校考试改革,我们学生是很支持的,但是它的教学方式还没有和新的考试方式匹配起来。考试改革后,是要在总分通过的情况下,平时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都必须通过才行(double pass)。”《商业的批判性思维》挂科学生代表Amy(化名)说,“这种情况下很多老师不知道怎么教,考试时大家不知道怎么答,批判性思维这个东西主观性很高,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而且学校给的练习机会很少,在FINAL中,学校只给过一次练习机会,而这次练习老师并没有给任何反馈,导致学生并不知道自己的练习答案是对是错。”

然息持有相同的观点,他说,往年没有实行double pass,如果按照double pass来算的线名学生重评加分

Derek是在BUSS6000《商业成功学》课程中挂科的42名学生中的一名,也是学生申诉团副团长,他说,包括他在内的学生只想得到公平的说法,并获得公正合理的解决。

7月12日晚上11时左右成绩公开,1个小时后,BUSS5000申诉团微信群已有200人。

学生们一开始是通过个人邮件的形式来向校方表达诉求。然而,由于邮件数目庞大且诉求未形成统一,校方并没有给予。面对校方的沉默,学生们找到了SUPRA——悉尼大学学生维权组织悉尼大学研究生代表协会来帮忙。在SUPRA的帮助下,挂科学生们进行了上诉。

“所谓的上诉,并不是指法律上的上诉,它是学校的一个正规流程。学校所有的科目都规定,如果学生挂科,就有3次上诉的机会。”Derek说。第一次机会叫非正式上诉,也就是教学组重新进行试卷批改,学生申诉团已经进行了非正式上诉,但并未取得满意的结果。按照规定,他们此时可以进行第二次上诉,也叫正式上诉。“正式上诉由院系统一来处理,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这一步,现在正在等结果。如果这个结果我们还不满意的话,就可以进行更高一层的上诉。”某学生说。至于此次正式上诉结果何时出现,Derek表示不清楚,还要等。

然息说,BUSS6000递了42个非正式申诉,有10个同学都得到了非正式申诉的结果。

在非正式申诉流程当中,按道理说给学生加分或者减分等于是重新改卷,评判的过程都要提供理由。然而给哪些同学加分,全部没有任何理由,“我们仔细分析也不是因为这些同学更接近于及格,成绩跨度都是比较大,那10个同学没理由就让通过了。”本报记者在3份非正式申诉同学的审批文件上看到一行字:“你的试卷(paper)被一位独立评估者重新审阅和评分”,此外并没有提及加分的理由。

加分通过的学生只是少数,更多的人还在等待院方的答复。申诉团也向SUPRA求助,SUPRA是一个独立的第三方组织。

“此次我们中国留学生组团找他们帮忙维权很受他们的肯定和支持,说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次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抗争。”Amy说。

7月16日,SUPRA的协调员Adrian Cardinali在给悉尼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谢尔兹(Professor John Shields)的信中写道:“我是就一大群BUSS6000的学生报名参加申诉活动而写此信的。一直以来,SUPRA都有关于2015年第一学期学习的操作与评估的投诉。在学分评估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上持有怀疑这一点来看,我们从学生那里获悉的投诉是合理的,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……首先,我们呼吁彻底的审查,和带着以对今后作出合理改进的观点进行评估。其次,我们呼吁对当前学生结果的评估进行审查。”

谢尔兹回应说,这两门核心课程特别注重批判性思维,包括中国的部分外国学生学习方式相对被动;同时还有英语水平欠佳导致的原因。

“中国大陆的主要学习模式是被动学习,而不是批判性学习和主动学习。”他说。

7月26日,商学院院长助理弗罗斯特(Dr Geoffrey Frost)在给SUPRA的回信中写道,英语能力不足是导致学生挂科的原因之一。在邮件中,他还提到期末考试需要强制性通过,是为了提供明确的证据——学生的功课是自己完成的、克服了论文和报告中的困难。在邮件中,他还列出过去8个学期BUSS6000课程考试人数及挂科率。这个学期期末考试挂科率为10.1%,与前7个学期(4个学期加3个寒暑假班)相比,这个比例确实不高,但最终挂科率为10.6%却是8个学期中最高的,挂科人数为42人,超过前7个学期的总人数39人。

7月27日,正式开学,学生们没有等到院方的,他们开始重修挂科课程。也就是在这天,BUSS5000和BUSS6000各两个代表,然息、jack还有另外的学生代表、 SUPRA代表和院方见面会谈了。

然息回忆,学院方面副院长谢尔兹和一名助理院长出面跟学生代表谈,大概谈了两三个小时,“我们提出我们的立场,提出有问题的地方,希望院方给出一个解决方式。”然息说,谢尔兹说话密不透风,任何的词,包括SUPRA的人使用的词不那么严谨、不那么有力,他都会马上提出来不是这么回事。比如我们提到第一题有歧义的时候,他回应说,这个题目不能够说它有歧义,顶多可以说可以改善一下。

院方这边投诉无果,申诉团把请愿书、事件始末文件全部打印出来,BUSS5000和BUSS6000各一份,交给校长的秘书。8月4日,校长了邮件。他在邮件中说,我们致力于提供世界一流的学习体验,这也包括维持世界级的学术水准。他说,对于学生的申诉,希望给予他们公正的结果,学校有规范的申诉渠道……

“这次挂科对我们影响还是挺大的。挂科要重修,学校每门课程的收费都是4750澳元(人民币22000多元),我们重修就要再交钱。这不仅提高了我们的经济成本,也占用了我们的时间成本,因为学校每学期只有4门课,重修的话就要为这一门课加多一个学期,对于毕业的学生来说,还影响找工作。”Amy说。

挂科对挂科学生在新学期选课或在签证期满续签上产生了一定影响,而对像Derek这样已毕业并准备移民澳大利亚的学生来说,此次挂科最大的影响就是找工作。

“影响非常大,因为对我们来说,这是最后一个学期,影响办移民的事情,工作都找好了,怎么也没想到会挂这一门课程。必须得重修,要延期半年毕业。”然息补充说,此前有声音说,校方让几百名学生挂科是为了圈钱,“我要为学校站出来说话,我们没有想学校圈钱,也不愿意这样想,不管怎么说,没有明确的证据,我们不会去说学校恶意圈钱。”

然息说,上周五,申诉团收到一名副院长的,因为申诉的材料多,需要10个工作日处理,“到时课程已经上到第四周,同学们被拖得很厉害。”

“我们认为学院有错的地方,要诚实地对待,有错就要坦诚。如果是学生的错,我们也会认错,我们没有说所有人都应该通过,这是不对的。有些人确实不认真,有些确实英语水平不够,但是你要区分出来。作为一个考试,要分清哪些学生读得好,哪些读得不好。这一点我认为它没有做好,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要求一个公正,求一个道理。”然息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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